学科理论

知识规划与学科建设

来源:王建华发表时间:2015-03-03 09:46:14字体大小:

        大学里的学科就其历史而言大致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学科的历史长于大学的历史,即在没有大学时,这些学科就已经在其他形式的学术机构或高等教育机构中存在,是先有这些学科后有大学。在这方面,“自由七艺”最为典型,今天大学里的很多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就是由“自由七艺”中的“四科”或“三艺”分化而来,属于其衍生学科。第二种情况是伴随着中世纪大学的产生而出现的学科,这些学科与大学相互依存,大学为这些学科的发展提供制度性的保护,这些学科也为大学的存在提供合法性来源。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神学、医学和法学,虽然在中世纪之前就存在神学、医学和法学方面的知识,但是作为学科,神学、医学和法学与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密不可分。第三种情况是随着中世纪大学的制度化,尤其是在高等教育近代化以后,经人的理性设计或权力的规划而出现的诸多学科。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以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除了上述三种类型的学科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大学里学科的数量猛增。这些新兴的学科大多通过传统学科的分化、交叉或科际的整合而形成,可以归为第四种情况,即所谓的新兴学科。上述无论哪种类型的学科,其形成都与知识的规划和学科的制度化密切相关,每一学科背后都对应着一种知识规划方案和学科建制。基于此,知识规划方案和组织建制就成了今天大学里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由于在大学里通常先有知识规划后有组织建制,因此,如何理解知识规划以及知识如何规划对于搞好学科建设至关重要。

                                      一、    知识规划的含义
对于知识的规划根据合法性来源的不同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政治性的权力规划;一种是学术性的理性规划。政治性的规划往往借助于外部的行政力量,以政治上正确为标准,对于知识的版图进行重新划分,强化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淡化或遮蔽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那些被强化的知识最终会成为大学里的强势或热门学科,被淡化或遮蔽的知识则会在大学里逐渐萎缩,乃至于最后消失。与政治性的权力规划有所不同,学术性规划通常发生在学科内部或学科之间,其根源在于人既是知识的对象,也是知识的主体,它强调智识生活的理性基础,即学术上正确。因为知识是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的产物,没有人、没有理性就无所谓知识。知识史上无论基于权力的规划还是基于理性的规划,都既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失败的例子,更何况有时权力和理性本身纠缠在一起,学术与政治之间边界模糊,政治上正确和学术上正确难以区分。人类历史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总会有一些伟大的政治家或学术界的巨人对知识的分门别类提出个人意见,这些表征着时代精神的个人意见有时真的会影响一个时代学术的进展和学科的设置。
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知识的生产都会面临被政治权力和学术权力所规划的威胁,不管这种权力是基于人类的理性还是政治的意识形态,但是没有哪一个时代,知识的生产可以完全被权力所规划。知识的他控性和自主性总是相互制衡,完全偏向任何一方都会是一种灾难。无论作为一种个人化的智性活动还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实践,大学里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都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在这诸多制约因素当中,源于人性的好奇心和源于社会的有用性,一直是决定知识性质的关键所在。求知的天性往往将知识本身作为目的,但有用性的原则往往会导致知识被行政权力规划。在行政权力的约束下,知识的自主性会被有用性所替代,个人性也会被集体性所替代。今天在大学这样高度制度化的机构里,随着越来越多被权力自上而下所规划的知识,纷纷以学科的名义获得了组织建制的合法性,一个“知识规划时代”已经呼之欲出。“这种‘知识规划时代’所具有的最为根本的特征,便在于它是以政治性的权力和由它所确定的‘学术’制度安排为基础的,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这种政治性的权力和‘学术’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会确定我们的知识生产方式,而且还有可能型构我们知识产品的具体内容。”通过“规划”,原本隐蔽的知识-权力关系被公开化。知识规划的实践告诉我们,在知识和权力之间,一方面权力可以规划知识,通过权力的配置可以让大学生产出符合规划预期的“类型知识”;另一方面知识本身就是权力,正是通过大学对于知识的传播,权力的影响才无远弗届。当然,作为一种媒介,知识在延伸权力触角的同时也在对权力进行规训,福柯就称学校为现代权力的“规训机构”。大学作为生产与传播高深知识的最为重要的社会机构和制度性场所,其对于权力的规训更为明显。大学制度的完善虽然无法将权力完全关进笼子里,但现代大学的发达程度总是与暴力的盛行呈反比。人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正在从暴力、金钱走向知识,在一个文明民主的社会里,一切权力都要受到专业性的制约,而大学则是各种专业性人才的最大供给者。通过学科与专业制度的设置,大学提升了人的专业性,维护了现代社会权力机制的健康运行。
实践中,权力对知识的规划是通过一整套制度实现的,而不是某个人的主观意志或金口玉言能够决定的。现代社会中权力对知识生产的介入或规划已经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制度链条,尤其是在中国,从科研规划、课题指南、项目招标到论文发表、著作出版、成果评价,权力规划的影子无处不在。通过以上制度化流程,符合权力规划预期的类型知识源源不断地被大学里的学者生产出来,大学学科建设完全被裹挟进了这种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规划机制当中。在政府各种规划的引导下,在学科专业制度的强制下,我国大学已或主动或被动地将权力内化为了学科制度和大学制度的一部分,知识或学科的自主性不可避免地成了权力规划的牺牲品。福柯曾经指出:“人们常常强调化学的发展同工业发展的需要关系密切,这是对的,已经得到了证明。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分析科学在欧洲怎样被制度化为权力。科学之被制度化的权力,是通过大学制度……这类抑制性的设施进行的。”和“科学之被制度化的权力”一样,“知识之被规划的权力”也“是通过大学制度……这类抑制性的设施进行的。”换言之,大学制度是权力规划知识中最为重要的一环,离开了大学制度的参与,知识的规划将失去意义。当然,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知识规划’与福柯所言的那种西方式的知识或科学的‘制度化’不尽可同”,知识的规划“直接出自于政治性的权力和由它确定的‘学术’制而科学的“制度化”则“主要源出于相对独立的大学自己设定的技术性微观制度”,二者相比,虽然形同但却异构。由政治性的权力所设定的所谓“学术”制度是一个宏大的嵌入式的知识生产机器的一部分,其制度逻辑是强制性的。而由大学自己设定的学术制度则是微型的技术性的规训机制,支撑其运作的不是行政权力而是学术权威。简言之,前者是一种宏观的正式的制度,而后者则更多的是一种微观的规训的技术。制度与技术有区别亦有联系,“在各种规训机构里,规训跨过了‘技术’的门槛,形成了‘学科’,如临床医学、精神医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学、犯罪学等”。历史上,大学内部以学科为核心的技术性微观制度(作为一种技术的学科规训制度)原本是用来抵御政治权力对于知识的侵蚀,但最终由于政治性权力的压倒性优势,大学内部相对独立的学科制度也被由政治性权力所规划的所谓的学术制度或宰制性的知识生产机器所同化。政治性权力对于知识的规划直接进入了大学学术的核心地带——系科,学科建设就成为了大学维系知识-权力关系的一种重要媒介。
 在大学内部,权力对知识的规划在不同学科领域的影响是不同的。以中世纪为界线,此前自然科学研究曾受到权力的压制,中世纪大学产生以后,虽然在名义上教会仍然反对自然科学研究,但事实上基督教对于自然科学在中世纪大学的发展仍然给予了宽容和支持。19世纪以后,在近代大学里以昔日“七艺”中的“四科”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基于内在的逻辑迅速分化,建立了独立的系科。由于自然科学本身属于“硬科学”的特性,相对来说不受政治性权力规划的影响。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数学都很少遭遇政治的干涉,自然科学知识的结构和学科分布也很少重新规划。与自然科学相比,大学里传统的人文学科遭遇权力规划的机会要多一些。在传统的人文学科当中,古典研究与语言学等较少受限制,但文学、史学与哲学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随着意识形态的更迭,政治正确性的变迁,其知识结构也不断被权力重新规划,甚至被重写。但在所有学科当中,受政治性权力规划实践影响最大的无疑是社会科学诸学科,因为无论从起源还是现实来看,社会科学诸学科都是民族国家主动对于相关知识进行规划的结果。由于社会科学本身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以维护社会的良好运行或实现良好的社会为目的,与权力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和性,社会科学的所有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尝试重新规划社会,而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反过来也在根据自己的需要规划着社会科学。19世纪以来,社会生活中原来属于常识理性的东西被归于社会科学的门下,而原本超越常识属于科学的东西则被划给了政治权力。其结果,社会科学不是揭示社会何以可能,而是作为一个科学的象征,表示人类社会从此脱离了蒙昧。根据政治性权力的规划,由于社会科学的存在,社会就不再是一个谜而是一个明确的实体。现代社会中,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法律、教育的运行,都有某种“类型知识”可以作为依据。
      除了学科领域的差异之外,在不同的时代,影响知识规划的主要权力类型也有所不同。在不同的国家,权力对知识的规划方式不同,介入的程度也不同。纵向上,在民族国家产生以前,知识规划主要基于人的理性或宗教信仰;民族国家产生以后,知识规划则越来越多地受到政治性权力的影响;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因素在知识规划中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在增大。对于知识规划的这些外在影响,我们无法简单地判定其对错或好坏,往往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横向上,在那些坚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学术共同体对于政治性权力在知识生产与再生产中的介入相对敏感。学术自由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对知识的规划往往十分隐蔽且谨慎,政府往往选择经济资助或价值观渗透等方式慢慢改变大学里的学术生态和知识力量的格局。在这方面,无论是历史上的国家学、人类学、东方学还是近年来盛行的区域研究、文化研究、妇女研究、黑人研究等,无不在学术的背后暗藏着政治的或权力的影子。而在那些排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大学本身往往就是舶来品,学术自由通常不被本土文化所接纳,更难以扎根,知识的有用性主导着一切。在大学的学科设置和知识生产方面,自然科学因其实用性而较少受到权力的干涉,往往依循西方大学的通例,而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则因其价值性或政治性经常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政治权力对知识的规划十分明显且频繁。其结果,在这些国家的大学里,权力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知识的规划通过微型的“政治技术”最终逐渐变成了这些学科的自我规训。知识的性质和权力的形式相互纠缠,那些有用的或有利可图的规划知识以真理的名义被凸显出来,不利于统治的知识被禁止,“无用”的知识被冷处理。随着被规划的类型知识不断增多,学术场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逐渐丧失,各种类型的规划知识成为文化工业或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被批量生产和消费。因此,虽然无论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对于知识进行规划都不可避免,但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对于知识规划的后果,尤其是政治性权力对知识的过度规划仍然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在一个知识规划占主导的时代里,虽然有时候表面上看仍然是个体在生产着知识,但实质上,现代大学体制中个体不过是整个庞大的知识生产机器的一个“螺丝”或“齿轮”,不是人在生产知识而是知识在生产着生产知识的人。由于学科规训制度和知识规划制度的同时存在,个体的学术旨趣不可避免地会在无意识间被集体选择所同化,被时代精神所裹挟。“一方面,我们在使自己沦为这台知识生产机器之一部分的时候对此毫不意识;而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可能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使这台知识生产机器的生产更为有效,而且使其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那种知识具有更大的正当性。”因此,如果只是强调知识-权力关系的合理性,而忽略了对知识生产方式的反思,以及对政治性权力规划的“类型知识”的批判,大学里学科建设的很多努力和成果都有可能会以学术泡沫的形式付诸东流。
      总之,所谓知识规划就是个人或组织基于理性或某种意识形态的考量,通过政治性权力或学术权力对于人类知识整体结构和知识力量分布的筹划或调整。现代社会中,大学是实现知识规划的主要制度性场所,大学制度和学科制度也是权力规划知识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环节,各利益相关方期望或强制大学满足现代社会的各种“需要”或“欲望”是权力对知识进行规划的重要驱动力。而为了巩固规划主体的既得利益,权力对知识规划的结果最终又会以学科设置的形式在大学里被固定下来,从而成为大学学科建设的基础性结构。
二、知识规划与学科规训
      知识原是人类智识生活的结晶。知识最初的分门别类与人类早期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不同时期,人类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知识生产方式和知识分类方式。“我们现在把高等教育分成三个大块,亦即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这样的学科划分是在19世纪才开始慢慢出现的。如此划分是近代形而上学知识论的结果——我们的大学教育建制就以此为基础。明乎此,我们才能确知我们所置身其中的处境,弄清教育机制是在施行什么样的知识教育,我们是在领受什么样的知识教育。”在大学诞生以前,通常是那些伟大的个人(先哲或先知)通过自己的“大书”在主导着知识的生产与分类。大学产生以后,个体化的知识生产方式逐渐被系科制度所取代,大学成为知识生产和分类的制度性场所,个体的知识生产必须打上大学相应系科的烙印,才会具有合法性。“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其结果,随着学科制度化和学术专业化的推进,民间学术逐渐式微,宗教的先知也逐渐退出了学术场域。在大学的历史上,19世纪之前,学科门类相对固定,独立的学科屈指可数。19世纪之后,通过对知识的重新规划,新的学科逐渐增多。按照华勒斯坦的说法,“中世纪欧洲大学有四个系,即宗教系(最重要的系)、医学系、法学系和哲学系。自1500年起,宗教学系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到了19世纪时几近消失。医学系和法学系则变得更加专业化,而哲学系的发展变化则是个至关重要的历程。哲学系发生了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是18世纪在哲学系内外出现了新的“专科”高等教育院校。主要通过在哲学系内设立一系列的专业(我们现在称之为学科),大学体制才得以维持。而今天这些学科被分别设置在不同的系:文学系(或人文系或哲学系)和自然科学系,而不是被混合在一个哲学系内。第二个变化是大学学科重新设置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哲学和科学分家的制度化,而且在于一方面科学的文化影响力不断加强,另一方面人文学科(或哲学)日益受到冷落。开始时科学必须力争有突出表现,而大学体制起初对科学是有点敌意的,但不久,这一态势发生了逆转”。在19世纪建立的近代大学里,那些新增的学科当中,自然科学主要源于自然哲学和古希腊科学,是近代科学革命的成果。相比之下,社会科学却完全是新兴的,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是经由民族国家的规划而形成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民族国家统治合法性的需要。从知识的内在逻辑分析,社会科学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将研究对象一分为三的的做法在学术层面上具有很大的误导性。社会科学诸学科在大学里的设立,与其说是为了获得关于社会运行的科学知识以实现良好社会,还不如说是为了自我的合法性和有用性进行学术辩护。“19世纪社会科学最持久的(也是最具误导性的)‘三分神话’——将社会分析划分为三大领域、三种逻辑、三个层次——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虽然这种理论的某些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大部分可能还是错误的。三位一体的理论如花岗岩般坚实地站立在路中央,挡住了知识前进的脚步。”尽管存在着这样的缺陷,但由于获得了民族国家的支持,满足了政治合法性的需要,对于大学而言,社会科学仍然是成功的。与自然科学主要为工业界提供实用知识、人文学科为学生的自由教育提供资源不同,社会科学满足的主要是政府对于合法统治知识的需要。如果说中世纪大学的建立得益于人文学者和神学家-自然哲学家的努力,近代大学的复兴有赖于自然科学的引入,那么现代大学里社会科学的繁荣则更加意味深长,毕竟正是社会科学的建立为政府控制大学提供了合法的理由。19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大获成功鼓舞了权力对知识进行规划的野心,大学成为了任何一种知识试图以学科名义获得合法性的最佳场所。由于各种规划权力的失控,现代大学里学科制度化的周期在迅速缩短,基于政治、经济或社会的特殊需要,很多学科“无中生有”,“一夜”之间都可以被创造出来。正像库恩的范式理论原本只是对于科学史的总结,结果却成为很多新兴学科获得合法性的借口。学科制度化理论也一样,它原本只是学者对19世纪以来社会科学诸学科建立过程的回溯性描述。结果今天同样成为许多新兴学科获得大学组织建制的“路线图”。
      知识规划的背后是权力的意志,权力因素的存在使得学科的划分和建立充满偶然性。相比于科学的客观性和实证性,学科更多的是一种话语体系。学科话语体系的主要功能是对学者的规训而不是强调知识的科学性,无论是大学产生前就有的古典学科、伴随大学而产生的经典学科,还是那些在大学产生之后根据民族国家需要而建构的现代学科或新兴学科,其学科史都不可能是清晰可辨的。虽然在今天的大学里,我们知道有些学科的名称已被确定下来,难以更改,但在历史上,哪些研究领域会被公认为学科的确是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且即便是那些被确立下来的学科,其学科内涵和边界也一直处在不断变动中。如福柯所言:“对于像精神病理学、经济学、语法、医学这些固执而又模糊地出现的总体形态,我们曾自问构成这些总体形态的是何种单位,即:这些总体形态会不会只是在特殊的作品,连续的理论,概念或者主题的基础上的重建?这些概念或主题中的一部分被遗弃了,一部分被传统保留下来,还有一些被遗忘而后又被重新发掘出来。它们会不会只是一个被连接在一起的事情的序列。”福柯对权力的发现以及“知识考古学”的运用帮助人们揭开了笼罩在学科身上的神秘面纱。知识-权力的谱系展示了学科史的另一面,即学科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为建构的。准确地说,学科是一种社会的建构,或是社会通过权力建构而成。权力规划了学科的知识,学科则又规训了学者,而学者享有知识赋予的权力。大学的历史上,任何一个知识领域作为一门学科出现,都会“处于不断的更新之中,不断地有所发现、批评和纠正谬误;而已确定的形成的系统一直是稳定的。但要明白:持久不变的既不是对象,也不是对象形成的范围,甚至也不是对象的出发点,或者它们特征化的方式,而是对象可能出现的、自我界限的、自我分析和自我说明的表层的相互关系”。由此可见,学科的本质或核心仍然在于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当然,这套话语体系又要依附于独特的话语场所和话语实践。大学虽然不是为了学科而生,但却为学科的产生提供了最佳的话语场所,无论是医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还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甚至包括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形成都与测验、计分、实验室、课室、方法论等一系列大学的规训技术密切相关。在每一个时代中,正是这些使它成为可能的东西和权力通过规划实践所施加的影响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导致了一个个具体学科的诞生。因此对于学科的话语体系,既不应把它们完全归结于智识的范围,也不应完全归结于制度的因素。“为了分析陈述类型的形成,则既不应把它们归结于正在认识的主体,也不应把它们归结于心理上的个性。同样,为了分析概念的形成,既不应把它们归结于理想性的范围,也不应归结于观念的经验性发展。”毕竟,学科的知识虽然建基于经验研究之上,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某种意义上,虽然学科是被权力所规划,虽然学科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建构,但学科的话语体系本身仍然是学者的一种建构,是学科的一种自我辩护。无论从动机还是结果来看,学科建构一套话语体系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同行能够相互认同,而不是为了方便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甚至也不是为了追求科学或真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大学里的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永远会面临着学科性与科学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相互脱离的矛盾。
      在学科的话语体系中,概念是话语分析的基本单位。学科本身作为一种话语体系就意味着某些概念需要超越实践,根据自身的逻辑自治性、严密性和稳定性的程度构成一些主题或理论框架。无论这些理论的抽象水平如何,它们都是把学科知识与社会需要联系起来的一种中介。只有通过这些学科的理论建构,知识力量的分布结构才能显示出来,权力对知识规划的影响才能被实践所检验。一门学科的研究主题或理论框架既不是放在那里等着人们去发现的必然存在,也不是某个天才的完全偶然的个人创造或灵光一现。一门学科之所以形成,总是在偶然与必然之间找到了某种规律性的东西,并以此为基础而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话语实践。这种话语实践之所以能被称之为学科,就在于它们“借用一些科学模式的结构,以严密性和论证性为目的,并被作为科学接受、制度化、转让、有时乃至被讲授的陈述整体”。作为一种具有标志性的陈述所形成的整体,话语实践一定早于学科本身而存在,话语实践的范围也比既定学科的外延要广泛得多。比如,那些19世纪以后才在近代大学里建立的诸多学科,如果我们上溯到1718世纪时,根本找不到它们的任何影子,更不用说更早些的历史。然而,历史上虽然不存在与已建立学科相应的学科形式或学科名称,但却存在着这个学科的知识,即话语实践。任何一门学科的知识都要早于这个学科而存在,一门学科的建立往往也就意味着关于这门学科的知识规划的过程。学科史的编撰就是要根据学科的话语方式将历史上关于这门学科的知识重新归位。因此,我们不能把一种话语实践与某个既定的学科等同起来。我们既不能用现有的学科概念去排斥历史上关于该学科的知识,也不能以现有的话语实践去虚构一个学科。知识是永恒的,学科却只能是历史的。知识可以重新规划,学科也可以推倒重来。学科只是人们对知识进行规划和组织的一种可能的方式,并不意味着科学;而科学则只是人们用来描述知识有用性的新标签,并不意味着知识的全部。人类社会中有些知识可以独立于科学,也可以不属于任何一个学科,但所有的知识都离不开话语实践。无论科学还是学科都必须以具有确定话语实践的知识为基础,科学的构思产生于话语实践,学科的规训同样有赖于话语实践。
      以话语实践为基础,学科作为一种话语体系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有时候,一门学科一旦创立,其发展就具有某种不可控性,就像一本书一旦写出来并出版,就不再受作者的控制一样。书有书的命运,学科也会有学科的内在逻辑和规则系统,有时候并不完全以人的意志或理性为转移。但由于学科不是对事物本身的真理性认识,根本无法独立于其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而存在,学科的内在逻辑和规则系统只能是相对的。就像历史上书可能被焚被禁,大学也可能被政府彻底关停一样,社会制度、大学制度或政治性权力仍然会通过对知识的规划影响甚至决定着学科的话语实践。毕竟学科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福柯曾经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对学科的话语实践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出知识的深层结构,拨去了笼罩在“真理”和“科学”身上的迷障,从而发现了知识-权力的双向关联,即权力规划并生产知识,知识参与建立和维护权力统治。“若没有一个沟通、记录、积累和转移系统,任何知识都不可能形成,这系统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形式,其存在与功能同其他形式的权力紧密相连。反之,任何权力的行使,都离不开对知识的汲取、占有、分配和保留。从这种层次上看,不存在知识与社会的对立,也不存在科学与国家的对立,而是存在着各种‘权力-知识’的基本形式。”某种意义上,大学制度和学科制度的建立为知识-权力的这种双向关联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长期以来,正是依靠大学制度和学科制度的庇护,知识-权力的关系才一直被隐藏在官方和专家的以科学或真理为措辞的严肃的言语行为背后。当然,权力和知识的关系是双向的,这就意味着权力绝不只是知识生产的障碍,权力也是知识生产的重要驱动者;没有知识就没有权力(知识就是权力),没有权力也就没有知识(权力规划知识);知识会随着权力的增长而增长,权力会随着知识的传播而漫延;知识是权力的“面子”,权力是知识的“里子”。因此,对于知识规划的反思就绝不仅仅是要揭示权力如何通过规划知识、利用知识或压制某些知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且要认清学科建设过程中知识规划的必要性的边界,知识规划与知识管理的区别,以避免规划主义的盛行可能导致的学术泡沫化或知识沦为一种语言的游戏。
      现代大学里由于规划主义的盛行,很多的学术活动不再直面事物本身,很多所谓的知识已面临沦为“语言的游戏”的危险。根据福柯对词与物的考察,“自16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先后出现四种知识型。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型:词与物统一;1718世纪古典时期知识型:用词的秩序再现物的秩序;19世纪以来的现代知识型:词的秩序不表示真实事的,而表示人对物的表现。西方知识型已经经历了从文艺复兴到古典时期、再到现代的两次大裂变,现在面临着一次的裂变,将会出现新的知识型。当代知识型的特点是,词只表示其他词,或者用结构主义者的术语说,符号仅指涉其他符号,而不指涉外界”。福柯上述对于知识史上“知识型”变化的描述不同于库恩的“范式”变迁理论,“范式”所针对的只是科学的内在史,“知识型”则同时兼顾了知识的内在史和外在史。“范式”变迁所反映的仅仅是科学自身的发展方向问题,“知识型”对词与物的关系的分析则不但突显了知识史中的断裂,而且揭示出了知识型与外部社会制度间的互动关系。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词与物的分离,权力才乘机介入了知识的规划与生产过程中。在知识-权力的关系中,由于权力的过度干预,很多的研究远离了真理,也不再意味着科学。由于过度的研究和新兴学科的大量制度化,各种各样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知识被大学以学术的名义生产出来,并通过人才培养机制渗透出来,最终弥散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各种各样碎片化的知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外构成了一种抽象关系的环境。这种知识环境的发展比知识本身更迅速,它独立于人而存在,不仅会使人对常识失去敏感,对专家偏听偏信,而且由于学科规训机制的存在,它还会使人的理性失去内在的自由而成为某些所谓的专业知识的奴隶。如福柯所言:“知识在激增,但是,它的代价也随之增大”,“不仅知识在使人脱离感官,而且感受力本身也在使人脱离感官。感受力不再受大自然运动的控制,而是受各种习惯、各种社会生活的要求的控制”。简言之,由于学科制度和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存在,知识和其他所有东西一样都具有两面性,绝非越多越好。知识会带给人类自由和解放,但也可能成为控制人性的枷锁和媒介。因为越来越多的知识是被权力规划而来,所以人类的知性并没有因为知识的增多而更加自由,反而由于科学主义和学科本位主义而更加不自由。即便是所谓的真科学,带给人类的也不全是光明,伴随科学而来的往往是更多的无知。“不顾世人的无知、愚蠢和任性,自伽利略时代以来科学方法确已攻占了一个又一个阵地。从力学到物理学,从物理学到生物学,从生物学到心理学,科学都能渐渐地适应其熟悉的领域。研究好象永无止境,有人说得好:知识之球愈大,则其与未知界接触之面也愈大。”当然,这种由真科学所带来的“无知”也是另一种“知”,它一直激励人类在知识的王国中持续探索,直到知识被权力重新规划或遭到禁止。
三、知识重组与学科重构
      虽然权力会干预知识的生产,但知识的生产仍然以人的理性为基础。在现有的知识生产制度下,学科仍然是知识生产的一种最主要的制度形式。大学里知识的理想状态是成为真理,而在成为真理之前,知识的合法身份就是成为一门科学或属于某个学科。但无论是“学科”还是“‘科学’的产生并不是纯粹的知识活动。意识形态控制着科学话语,科学也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学科的制度化同样如此。现代大学里,知识与真理、学科、科学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知识、学科、真理和科学本身都是一种话语方式,都要受权力的制约。除了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紧张之外,知识与真理的关系还总是被学科与科学的关系所纠缠。知识不意味着真理,学科也不意味着科学。知识与权力的亲和性使得学科成为一种奇特的科学-政治或权力-真理的复合体。在科学社会学的意义上,学科是科学王国的“封地”,学科是学者的主人,学者忠诚于学科;但在知识政治学的意义上,学科就是知识王国的“政体”,权力是学科的主宰,学科是学者谋生的工具,学者是学科知识的“放牧者”。现实中权力对知识的规划以及学科对知识和人的规训相互纠缠在一起。围绕着大学里的知识规划与学科建设衍生出大量的利益相关者:政府相关部门、教育工作者、学生、专业学会、职业团体、出版机构,甚至媒体,所有这些利益相关方都分享着由知识规划与学科建设所带来的权力和利益。在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同时,这些利益相关方也会对知识的规划和学科的建设提出自己的诉求,施加自己的影响,从而使知识和学科的关系愈来愈复杂。现代大学里通过对真理的诉求,一整套关于知识、学科与科学的话语已经形成,并且与权力的规划实践纠缠在一起。无论知识、学科还是科学都不再纯粹,权力的影子无处不在。因此,福柯就认为:“或许,我们也应该完全抛弃那种传统的想像,即只有在权力关系暂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知识才能存在,只有在命令、要求和利益之外知识才能发展。或许我们应该抛弃那种信念,即权力使人疯狂,因此弃绝权力乃是获得知识的条件之一。相反,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学科和科学与权力的关系也大致如此。因此,对于权力的介入,大学里关于学术自由的制度性保护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对权力-真理关系的分析中,个体或机构相对于权力体系是否能够保持自由虽然非常重要,但由于权力关系的无处不在,与其做“掩耳盗铃”式的否认或排斥,不如正大光明地承认权力规划实践的存在,并尽可能使权力对知识的规划服务于大学的学科建设。“不是认识主体的活动产生某种有助于权力或反权力的知识体系,相反,权力-知识,贯穿权力-知识和构成权力-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现代大学只有认识到知识规划背后的权力实践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前提,才有可能规范权力规划对学科建设的影响。实践中,学科建设与知识规划既有冲突也有一致性,一方面知识的规划会破坏学科的连续性、严密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学科建设本身意味着要在某种意义上对知识进行重新规划。相比之下,权力对知识的规划往往是跨学科的,会破坏学科的边界,而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对于知识的规划则是在稳定学科边界的基础上伺机进行知识的对外扩张。大学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对于知识的规划不是某个人能够完成的,其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知识生产机器。“学术活动不单纯是才智或意志的事,而要有社会的时机配合。”无论何时,权力对知识进行规划的最后环节都是诉诸某种制度的力量,而这种制度力量的背后则是时代精神或意识形态在起作用,“它涉及一种主要的社会授权”。人类社会中新知识的产生,既与知识生产模式的变迁有关,也与社会价值观的转向有关。大学里的学科划分与建设同样如此,19世纪以来,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就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大学里的漫延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密不可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科学事业之间的联系成了必不可少的,而且不仅是现实存在的。……存在亲缘关系就是本质一致的天然结果”。正是依据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知识的规划和学科的划分,社会科学诸学科才先后在现代大学里建立起来,并不断地繁荣发展。当然,如果要追溯起来,大学的产生以及制度化本身就与近代科学、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等因素相互纠缠在一起,而这一切又都与西方的文明体系,尤其是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认识论传统脱不了干系。社会科学在大学里的制度化也可以看作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学术领域的凯旋。历史上,正是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在有些国家,社会科学的很多学科被定义为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的学科,这种做法无疑极大地阻碍了人类知识的进步,但也并非全无道理(这些学科的产生确实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关)。因此,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无论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大学里的学科体系基本上大同小异。19世纪欧洲大学学科制度化的遗产今天已被全世界的大学所继承,并正在飞速发展,基于19世纪知识规划结果的学科制度化逻辑最终主导了所有大学里的知识生产。今天,为了促进知识的整合与进步,打破社会科学的“三分神话”,超越19世纪以来的学科制度化实践对大学的学科建设所造成的路径依赖,将人类知识生产从传统的系科模式中解脱出来,我们必须对大学的知识和组织重新进行规划。“随着目前对知识三分法越来越多的批评,新的暂时性的一致认识出现在未来25年到50年间也不是不可能。还有,如果出现了暂时性的一致性认识,这对于大学体制(即院系)的组织结构及科研活动就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然,在看到这种可能性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由于大学的学科制度化毕竟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积淀,现有的学科分工已高度地组织化和制度化,知识力量的分布结构也是根深蒂固,以至于会出现尾大不掉的情形。早在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就指出:“学术已达到了空前专业化阶段,而且这种局面会一直继续下去。无论就表面上还是本质上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因此,可以预期知识的重新规划和学科结构的变革将十分艰难,最终可能不得不将知识与学科的问题提升到政治的高度,通过政治性权力对知识重新规划,对学科重新划分。
      大学里对于学科的形成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一个学科之所以是学科因为历史上它就是学科,学科是人类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自然结果;另一种看法则完全相反,认为学科完全是人为的建构或社会的建构,知识的积累并不能必然导致学科的产生,学科的建立完全是权力和利益介入的结果。上述两种观点看似矛盾,实则不然。今天大学里的学科既有历史形成的自由学科,也有人为建构的经典学科或新兴学科。事实上,从古典到现代,从中世纪大学到现代大学,人类的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学科的含义也在不断地变迁,而大学则继承了所有的学术传统,包容了各式各样的学科。如果说在过去知识的生产曾经以知识本身作为目的,学科是同行相互认同的精神纽带,那么“现今的学术知识生产,已深深地和各种社会权力、利益体制相互交缠。这不单只是说大规模的知识生产只是为功利的社会国家目标或个别社会阶层的利益而服务,而是说学术体制的内部组织,关于知识发展和开拓的规划,都受制于关乎学科门类的偏见,及这些偏见所体现出来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在这种新的被规划的知识和学科体制下,随着权力和利益对知识的“肢解”,学科内部开始四分五裂。随着学科数量的不断激增,“独立的学科”已不再具有实质意义。学科不再是联系同行的精神纽带,而仅仅成为一种制度性的符号象征。学科不再意味着一个理性的共同体,也不再是学者忠诚的对象,而是成为学者谋求专业权力和利益的一种借口。学科的建设不再是为了知识的积累或学术的进步,而是服务于学者自身或专业学术机构的利益。尤其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下,传统的学科制度遭到解构,知识的无政府状态或学科划分的任意性受到推崇,各种新兴的学科以各种理由被不断炮制出来。以女性主义为例,今天的大学里,在任何一门学科前面只要加上“女性”或“妇女”两个字就可以构成一个新的学科,对此,夏洛特·邦奇的名言就是“加点女人然后搅匀”。结果是大学里学科的数量急剧膨胀,学术的组织建制叠床架屋,学科建设成为具有压倒性的核心工作。但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以来,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学术的进展却没有和学科数量的增长同步,也没有因对学科建设的重视而飞速猛进。相反,随着各种“研究”的不断增多,知识的增长却在减缓。知识的精细化与学术的泡沫化成为大学学科建设中难以回避的难题,一方面在权力的规划下知识越分越细,学科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由于利益的介入,研究越来越多,知识越来越少,“研究工具、日常工作和经常费用增加了完成研究任务所需要的基金数量。但常常是进行的研究越多,获得的知识产品越少”。现代大学里,学科建设更大的困境还在于,既不能因为知识产品的减少而削减研究人员,也不能因为知识增长的缓慢而裁减学科数量,相反,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大学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规划不断增加学科数量和研究人员。最终由于知识的无限性和学科分化的无穷性,现代大学以研究的名义所造成的“人满为患”将不可避免,学科的组织建制也将沦为各种专业研究者的合法的避难所。
      由于学科建设中路径依赖现象的存在,一旦经由知识规划实现了学科的划分之后,学科制度就成为保护前期知识规划结果的坚强堡垒。就像“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一样,“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是现在一种不断发展的现在——的活动。没有学者能够逃避现实的要求”。没有人愿意背叛曾经培养了自己的学科,也没有哪个学科既得利益者愿意损害自己的利益,这是大学里学科的数量增加容易减少难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因此,无论知识的规划多么不合理,无论学科的划分存有何种缺陷,只要经由制度化途径完成了学科设置,拥有了相应的组织建制,学科的内部就会迅速滋生出一种保守主义或学科本位主义的文化,强化本学科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反对任何可能涉及知识与学科重新划分的学术活动或跨学科的研究。但吊诡的是,由于学科数量的不断增加,大多数学科逐渐丧失了学科原本应具有的学术资质,仅仅成为了获取学术资源的一种工具或空壳。面对这种情况,学科建设有三种不同的选择,第一种选择是继续沿着系科化的路径前进,通过制度化路径将更多的学术领域学科化,通过扩大大学的规模来为更多的学科谋求组织建制提供方便。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划分得愈细,每个分支学科似乎变得愈加扩大涉及范围”,直到大学因为系科组织过于庞大而崩溃。第二种选择是在现有学科的基础上,倡导通过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来避免学科模式的失败,最终实现知识生产从模式1到模式2的转型。第三种选择是打破现有学科模式,对人类的知识重新规划,对学科进行更明智、更合理的划分。三种选择相比,第一种做法虽然危险,但由于符合普遍的心理预期和利益格局,今天仍然是最为普遍的一种选择。第二种做法本质上是一种权宜之计,但由于改革的成本相对较低,现在也呼声很高。但无论多学科研究还是跨学科研究,都是以对现有学科的承认为前提的,其结果不仅不能改变既有的学科分布,还会强化现有学科的合理性。另外,跨学科研究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知识生产模式2的出现。第三种做法由于具有强烈的颠覆性,可以预期会受到各方的强烈反对,暂时不太可能出现,但却是最值得期待的。无论如何,“19世纪的主要学科划分方法或许被摒弃了,但还会有其他的划分法受人推崇,而且或许受到推崇的还是今天那些被人们质疑的划分法”。如果现代大学能够根据当前科学发展的最新进展以及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人类的知识重新进行规划,对大学的学科重新进行划分,最终重构大学制度和学科制度,必将极大地促进学术的进步。
      当前基于19世纪的知识规划所形成的学科制度和大学制度已经开始束缚科学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大学里不合理的学科划分已经导致人类知识的整体结构中出现致命性的缺陷,这种缺陷正在损害大学的合法性和学科模式的有效性。大学里无论关于人自身的、人与自然,还是人与社会的知识都不可能是相互隔离的,“所有的结构既是基础也是障碍”,学科的结构也是一样。当然,无论是知识的重组、学科制度的重构还是大学制度的重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毕竟经过一百多年的积淀,现有的知识规划和学科制度已经完全嵌入大学制度之中,二者相互吻合,天衣无缝。今天,由于“我们尚未准备好承认牛顿主义时代的结束,在我们还在构建的衍生学科的压力下”,重新规划知识或重新划分学科必然困难重重,完全推倒重来,无异于痴人说梦。但知识和学科的历史告诉我们,传统的知识划分方案与学科设置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一味地维持现状同样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相信后人比我们聪明就像相信我们比古人聪明一样,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托辞。按华勒斯坦的说法,“作为我们的整个大学制度、因而也是我们的整个专门化大厦之坚固基础的笛卡儿范式,正在面临自从18世纪末以来第一次严重的挑战。我相信在今后50年内,这项挑战事实上将导致重大的建制性重建”。因此,大学的学科建设必须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为了避免学科发展中路径依赖的消极影响,打破大学里学科的数量只增不减的怪圈,对知识和学科适时进行重新规划和调整十分必要。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知识规划有没有底线,什么需要规划,什么不需要规划,需要的是何种规划,如何进行规划,学科建设本身有没有内在的规律。如果知识规划的主观性影响到了学科自身的自洽性,如果学科划分的任意性影响到了知识生产的有效性,那么就要警惕学科建设可能存在的功利主义的陷阱。“过去谈学科建设,对学术背后的政治权力注意不够;现在则反过来,受福柯影响,满眼看过去,‘知识’全都变成了‘权力’。这同样也是一种遮蔽。”不过无论如何,规划都是人的理性中固有的一种自负情结,学科建设要完全避免规划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但要实现完全的规划也是灾难性的。学科建设中新旧知识规划方案的更替既是必然的,也必然是漫长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一种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如果权力不介入,给予知识或学科自主发展的权利,最终整个社会的收益将远远大于预期。但从政治论的角度看,放任却是一种不负责的态度。知识或学科只有通过科学规划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学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否则大学由于保守或惰性容易走向封闭,知识由于僵化而走向教条。大学的学科建设必须在外部关于知识的规划和内部的学科规训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要在学术自主和知识规划之间达到某种平衡。完全的自主不现实,过多的规划也得不偿失。表面上看,今天我国大学的问题可能是政治性权力的规划过多,学科的自主性不够,但转到问题的背后,大学面临的更为普遍的问题则是习惯性的结构力量过于强大,对知识重新规划、对学科重新划分的勇气和胆识严重缺乏。学术研究中自由主义固然是一种好的价值观,但放任主义却绝非学科建设最好的选择。为了协调大学与社会、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对知识的生产与学科的建设必须进行科学的规划和历史的分析。“各种学科是划分不同的知识内容以及相关的大学院系和专业协会的知识领域。这些学科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它们的产生是人为的而不是自然的。”因此大学里的学科建设一定要思考“为什么知识是这样划分的,现有的学科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只有通过对学科历史的研究,重建了人类知识领域形成以及学科制度化的具体过程,才可能基于人类知识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态环境以及政治生态环境对于大学知识的生产与学科的建设进行科学的规划。回顾历史,就像13世纪有巴黎大学的脱颖而出,19世纪有柏林大学的异军突起,21世纪人类也需要有一种全新的大学来引领知识的进步和学术的繁荣,而这种全新的大学必然要求知识的重组和学科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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